其他
拾年丨李培永：武汉“八一”渡江惨案，我校十多位同学遇难
李培永，1965年毕业于华师一附中高中，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，送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培训后，1967年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工作。1980年调回母校，高级教师。1990年调海南省农垦中学，语文特级教师。
原题
我的文革十年
（选载）
作者：李培永
07
坐看渡江惨案，
静待结业分配
1967年武汉“7·20”事件，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。当时我就在武汉军区旁边的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学生宿舍住着，耐心等待结业被分配工作。白天在宿舍看看书，打打扑克牌，晚上去幼师练琴房，恩师张继志老师教我下围棋。说是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，混日子也未尝不可。
尽管校门外非常热闹，特别是武汉军区大院更热闹，但校园里面却静悄悄。我无意于那热闹，生活在这平静的校园，等待不可知的未来。已经没有当年高考名落孙山后对未来的纠结，不论被分在哪里，都是当老师，而且，不论在哪里当老师，现在都没有书可教。看看恩师张继志，教书一辈子的资深语文老师，现在就靠教我下围棋享受教学生学的乐趣，我还能期待什么呢？想起妈妈经常说的“命里只有八合米，走遍天下不满升”，“归元寺的罗汉，站的站一生，坐的坐一生”，听天由命吧！
现在网络上有许多许多文章记录了“7·20”事件中的那些人、那些事。只要轻轻点一下武汉“7·20”，就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那是哪些“弄潮儿”，做了一些什么事，结果如何。且不说他们了，只说说我自己的经历。
还记得，那年7月31日，平静的校园突然热闹起来。原来，“7·20”之后，在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干预下，武汉造反派翻身当家做主人了，他们决定在8月1日举行盛大的横渡长江活动。以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，紧跟伟大领袖在大风大浪中前进！
当时，留在学校的主要是短训班和高中三年级的学生，学校“钢二司”负责人接到造反派总部通知后，立即组织大家报名，不论原来是不是造反派，只要愿意参加横渡长江活动的同学都可以报名参加。当时，我们宿舍的同学有的在下棋或打牌。我们曾一起去郧阳避乱的张思斗，跑过来对我说：“我们明天也去参加横渡长江吧！”我说：“我不会游泳。你会游，你就去吧！”
“你怎么可能不会游泳呢？再说，不会游也没有关系，每个人发一个救生圈，保证你淹不死！”
“你去吧！我真的不会游，而且不敢下水！”
本来，生长在“三山六水一分田”的武汉人，会玩水是必须的，但是……
1958年暑假，我到大哥大嫂工作的东湖风景区牛奶场去勤工俭学赚学费。有一天，该场安排我们勤工俭学的学生们，乘小木船去牛奶场边一条河的对面劳动。收工回场部时，一位带队的年轻人跟我开玩笑，问我会不会游泳，我说不会。我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就把我推下了河，我拼命挣扎还是沉下去了，那年轻人看我是真的不会游泳，就赶忙把我救上来了。急救后让我躺在厂部会议桌上休息了一两个小时才恢复元气。差点淹死的心理阴影，让我从此不敢下水学游泳了。
张思斗是我们这些人中唯一参加“八一渡江”，而幸免于难的。那次横渡长江活动由于组织工作严重失误，造成许多人溺亡，仅我们省实验师范学校就有十多位同学遇难。
第二天，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同学，站在长江大桥上武昌桥头堡那里，扶栏低头看着武警的战士们在小船上，拿着长长的竹篙往水下一杵，浮上来一串年轻人的尸体，下面一个抱着上面一个的腿脚，串起来就像那“糖葫芦”。真是令人寒心啊！一个个正值青春年少的鲜活生命，就这样了结了！真是惨不忍睹！
我庆幸自己因为不会游泳而逃过了这次劫难，更庆幸共患难的老同学张思斗临危不乱死里逃生！
渡江惨案发生之后，学校“钢二司”负责处理不幸罹难同学的善后事宜。短训班的造反派负责人与武汉一师、武汉教育学院短训班的造反派负责人一起，到武汉市教育局要求尽快进行结业分配，且必须对短训班学生的这一段学历予以认定。
据说，三校造反派后来常驻武汉市教育局几个人，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，终于达到了一个目的，“年底前所有短训班学生结业分配到位”。至于“学历”问题，悬而未决。
结业分配工作由造反派负责，他们给武汉市教育局人事部门提供分配方案和学生名单。武汉市教育局给各市属学校和学生本人发通知。我们语文（2）班，我和好朋友韩宪伟被分到硚口区“武汉市工农军中学”，后来改名为“武汉市水厂路中学”（简称“水中”）。
没有想到，我这个因不会游泳没去参加横渡长江的人，后来居然在“水中”一呆就是十年。
1967年，武汉“7·20”事件之后，在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支持下，武汉造反派翻身当了主人，急急忙忙要显摆主人之责，组织并主持了“八一”渡江活动，主题是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！”
渡江活动前一天，好多同学来约我一起去横渡长江，我说不会游泳，他们都不相信。
张思斗是我们的朋友中，唯一参加八月一日横渡长江而幸免于难的。他一谈起那次死里逃生，就嘘唏不已。
他说：“那天，早上9点的太阳就很厉害了，等着下水的各单位方队前呼后拥，人群躁动。后面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，都跟着往江边涌动。大约9点过了，有人发令，前边的人蜂拥而下，就像下饺子，人人希望下水凉快。还没有轮到我下水，就看到有人被从水中捞起来抬走了，挤着啦？踩着啦？来不及多想就被后面的人推下了水。一下水就感觉被人拉住了，回头是不可能的了，就奋力向江中游，几乎所有的编队都散了，我游到江中才松了一口气！真是死里逃生呀！那天下水的地点是平湖门与汉阳门之间，长江大桥下面的第一个口子。”
第二天我们几个同学，站在长江大桥桥头堡那里，看着武警的战士们在小船上，拿着长长的竹篙往水下一杵，浮上来一串年轻人的尸体，下面一个抱着上面一个的腿脚，串起来就像那“糖葫芦”。死了那么多年轻人，真是令人寒心啊！
我庆幸自己因为不会游泳而逃过了这次劫难，更为老同学张思斗“大难不死”而庆幸。俗话说，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”，暂且不说我的“后福”，只说老同学张思斗吧。
张思斗短训结业分配到汉口双洞门中学，文革时改成“红卫中学”。复课闹革命3年，他担任学校《红哨兵》连长，当时最高指示要求全国“深挖洞”，他挖洞二年，当时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，看他苦力干活，非常努力，就发展他入党，称之为“吐故纳新”。第一次没有被“纳新”，次年又让他填申请表重来。为何反复？一是他的父亲在日本人占领武汉期间，给日本人做过苦力，其实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农民工，从黄陂农村来汉口给日本人打工；二是他的夫人张玲的父亲曾经被划为右派，奇怪的是后来平反时，她父亲的档案里找不到被划为右派的任何材料。而思斗的父亲是“摘帽”的“坏分子”(阶级斗争年代政治词语，就是给曾经被定为地，富，反，坏，右的五种人摘掉“帽子”，简称为“摘帽右派”等，其实，还是被入了另册的一种政治歧视)。可想而知，在那个年代，家庭如此背景的他入党该有多难啊！所以他在朋友中自嘲是朝鲜“劳动党”的党员。他当年“不宜录取”正是有一个“摘帽坏分子”的父亲！其实，他的父亲解放前是人力车夫，解放后一直是三轮车夫，一生居住在汉口闹市区的武汉一中围墙边一片东倒西歪的棚户区中。
思斗在“转正”（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）时，教育局组织干部科一位女同志，找他谈话，说：“你家庭出身有问题，为什么还找一个右派分子出身的人做老婆呢？”
他说：“人家出身好的不跟我结婚，再说我也不想害人家呀！我们这是歪歪灶对歪歪锅，蛮好嘛！”
她说这是歪理邪说，又说认识还是蛮深刻的。于是，1973年，他被批准转正入党。
由于他在学校深挖洞时能吃苦耐劳，区教育局借调他到局里搞“人防工程”，担任施工组组长的职务，总算是把村长当干部了！1975年，区教育局正式调他到局里，任命为工程队副队长，相当农村的小队长。后来又让他当支部书记。
他上任时适逢盛世，农村年产计酬转向城市里经济体制改革，再就是落实党的政策，他顺应历史潮流，一是给不少老同志落实了政策，恢复了名誉；二是实行奖励制度；三是兴办第三产业，旅行社，停车场等，增加员工收入。这些变化和起色，都是改革开放让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，又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成果！
他也因此步步高升，后来调到“武汉市勤工俭学管理处”工作。担任副处长，总支副书记。勤工俭学是大国办穷教育的历史产物，校办企业是夾缝经济，创收改善办学条件，给教职员工谋点福利。他在这个单位工作十多年，是他一生最顺心，最惬意的时期。每年出省参观、学习、考察，上北京多次，漫游中南五省市，赴新疆，飞海南，广州、深圳。还记得他曾借出公差之机，到海南农垦中学与我相聚在大特区。最幸运的是奉命带领武汉市各区县勤工俭学办主任，及十多名学生东渡日本参观学习。在同辈有如此家庭背景的人中，可能是公费率先走出国门的幸运儿！
其实，他如果从事语文教学，一定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。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，言辞之中，武汉六渡桥那一带商业繁华之处市民特有的语言，就像著名湖北评书表演艺术家何祚欢一样，脱口而出；他的书法也是笔走龙蛇行云流水，非常不错的。按照当时对老师基本功的要求“三字一话”，即他的钢笔字、毛笔字、粉笔字和普通话，都是非常优秀的。
我调回华中师大一附中执教之后，有一次，他和老朋友夏国林相约来学校与我相聚，他看到我们学校优美的教学环境、那么多朝气勃勃的莘莘学子尊师好学，不禁感叹，“还是培永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啊！”
其实，在那个年代，人生道路的选择哪里靠得了自己啊！还是古人说得好：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，三者缺一不可！
张思斗退休后所住之处与儿孙相距“一碗汤”的距离，如果青梅竹马的夫人张玲想孙子了，缓缓走几步就走到了，孙子想吃爷爷做的菜，随时可来；孙子遇到学习上的问题，马上就来找奶奶，若即若离，亲情更浓。老两口互敬互爱，夫人爱跳广场舞，他爱打点小麻将，都在公寓小区内活动，动静结合，相得益彰，各得其所，其乐融融。这该是多少人期盼的幸福生活呀！这对当年死里逃生的老同学来说，不就是大福吗？
08
一见钟情，白头偕老
永远难忘那一天，1967年12月17日，从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、武汉市教育学院、武汉一师短训班结业的21位年轻人，按武汉市教育局分配通知的要求，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报到。
报到后，时任学校党支部书记刘政秀，在学校行政楼一楼教工食堂大厅主持“迎新会”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她首先向我们介绍在坐的学校各位领导，接着告诉我们，水厂路中学是武汉市教育局1965年新建的十六所新校之一，学校还在建设之中，教育局就把19位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的65届毕业生“储备”在我们学校，派他们到农村去参加“社教”工作。现在，上级要求我们“复课闹革命”，并派你们来学校，充实壮大了我们的教师队伍，非常欢迎你们！然后，要我们新教师依次做简短的自我介绍。
我环视未来的20位同事，15位是女生。她们做自我介绍时，我特别关注坐在我对面的那一位漂亮的女生。“我叫聂静仪，武汉一师语文班的，现在家住武昌水果湖……”她当时还讲了些其它的内容，都没有记住，只记得她的名字和家庭住址。
散会时，我高声喊了一句：“哪位住在武昌呀？”
聂静仪马上回答：“我住武昌水果湖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“没事，找个同路人，一起走啊！”
“好！”
问者有心，答者无意。有心无意之瞬间，相视一笑。
机缘巧合，21位年轻人中，只有我们两人是住在武昌的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们相互又详细地做了自我介绍。
我们相识，始于颜值的初见，留下了一见钟情的美好印象。
散会后，我们一起同路走，她住水果湖，我住武昌火车站附近，我们在大东门公交站分别时，相约明天一起去“水中”，我们走着走着，最后就走到一起了。
后来，我们在学校平凡的生活之中相知相爱。
“水厂路中学”，位于硚口区水厂路，在武汉自来水公司职工宿舍里面一块巴掌大的地方。新建的学校只有两栋四层的教学楼和一栋两层的办公楼。依据地形，三栋楼的平面图呈倒“L”形。学校大门就在那个拐角的地方，进门左边一栋教学楼与水厂路垂直，进门右边是与水厂路平行的办公楼，继续往里面走就是第二栋教学楼。紧挨着三栋楼房旁边，大约有三、四个篮球场大的一片空地，我们去报到时还是坑坑洼洼的，没有围墙，空地那边是一排市民的民宅，大多是平房，也有几栋二三层的楼房，参差不齐。
我们报到后，首批接受就近入学的共14个班700多学生，全部安排在进校门左边那栋教学楼上课。进门右边那一栋四层的教学楼，每层楼四间教室，走廊对面是6间教师办公室，临时作为我们年轻教师的宿舍。男老师住在三楼的办公室，女老师住在四楼的办公室。每间办公室住二三个老师。
我和聂静仪都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，又都住在学校，真是朝夕相处。白天同在一个办公室，说是备课，教语文，可是没有课本，教什么呢？《毛主席语录》和《人民日报》社论，就是师生共同学习的教材。如果遇到哪天毛主席发表了“最新指示”，那就赶紧以“最新指示”为教材，反复学习。
下班之后，男老师就聚在办公室或某位老师的宿舍,下围棋打扑克，女老师或在宿舍看书学习，或与闺蜜说说悄悄话。那个年代，大家干事的时间少，玩乐的时候多。那么多年轻人经常在一起玩乐，又都处在“男婚女嫁”的年龄段，自然就有一些男老师和心仪的女老师玩到一起去了，谈情说爱顺理成章。我们这个四十人的年轻教师团队，先后有六对结婚了。后来，都成了白头偕老的终生伴侣。
如果周末学校没有什么活动安排，我和静仪就在下午四点多出门，乘车去市中心逛街，到吃饭时间在餐馆就餐。我们俩恋爱时，几乎吃遍了武汉的名小吃。“四季美”的汤包、“蔡林记”的热干面、“老通城”的豆皮、“筱陶园”的鸡汤、“福兴和”的牛肉面等，这些在校读书时久闻其名，无暇也无钱光顾的传统美食店是我们的首选。
我们那时每月的工资30.5元，我和她的家里都不需要我们负担。她从小靠大哥供养，她大哥解放前离家参加革命工作，解放后任《中国青年报》湖北记者站站长。五十年代初，到黄梅县采访时，找到了她们母子三人。
她的父亲聂醉仁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是著名报人兼鸳鸯蝴蝶派青年作家，其代表作是《琵琶记演义》。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，他的许多同仁都携家眷去台，他自以为一个文人，何必去国离乡？于是全家回到老家黄梅县。不曾想，解放后在“镇反运动”中被枪毙了。年幼的她和小哥跟着母亲在县城艰难求生。
1956年，她的大哥接妈妈和她到武汉，小哥继续留在老家读寄宿中学。她听妈妈的话，为了减轻大哥的经济负担，学习成绩优秀的她，初中毕业报考了武汉一师。
她在武汉一师读书时不仅学习成绩好，而且还是班干部，是老师喜欢的优秀学生。本来是培养小学教师的“一师”，1965年又因当时武汉中学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，选一批优秀学生到培养中学师资的语文班、数学班和英语班。于是，我们有缘相聚在“水厂路中学”了。
1968年国庆节，静仪带我去她家，见她的大哥大嫂。大嫂和她在厨房包饺子，大哥与我在客厅喝茶、聊天、下围棋。大哥比较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。
静仪第一次来我家时，我家还在武昌火车站通湘门外。
1968年武昌火车站正在扩建，穿过火车站人行横道向东走十几分钟就进入了李家花园，首先映入眼帘的那栋房子是李家的祖屋老宅，典型的湖北农村风格，土木结构。
当时，我领着静仪参观了我家房前屋后的菜园，给她讲述公私合营之前的李家花园。
没有想到，公私合营把这片土地、各种香花、花房，所有生产工具，全部“合营”给“青山公园”了，仅仅留下老宅，及房前屋后的几小块菜地和孤零零的一棵香椿树、三棵枣树。
我们的自由恋爱，在我去她家吃了大嫂包的饺子，她来我家吃了妈妈做的香椿炒鸡蛋之后，得到双方家长的认可与支持。
1971年7月31日，我们在武汉市硚口区革命委员会领取了《结婚证》，于当年国庆节在水厂路中学举行了结婚典礼。
结婚典礼仪式简朴而热闹。
刘书记主持，晚上八点，全校老师和亲朋好友都来到教职工食堂欢聚一堂，热烈祝贺新婚的我们。那时的婚礼仪式不像现在婚庆公司搞得那么繁琐而冗长。刘书记宣布我们俩结婚，并祝愿我们新婚快乐、白头偕老！然后让我们向大家介绍恋爱经过，讲完之后，给到会嘉宾分发喜糖。最后，由刘书记亲自送我们入洞房。
洞房就在我们男老师住的三楼教师办公室临时改作的宿舍。原来与我住在一起的两位同事，韩宪伟和周良均由学校另行安排。
婚床是学校原来给单身教师配置的单人床，两张拼在一起的“双人床”，还有一张办公桌和两把椅子都是学校的。
只有床单和被子是新婚购置的结婚用品。
还有亲朋好友送的热水瓶、茶杯、锅瓢碗盏等，给新婚的“洞房”增添了些许家的温暖。
特别难忘的是教导处江绍永主任的剪纸，大门上贴的是“囍”字、窗户的两扇玻璃上贴的是“鸳鸯戏水”和“比翼齐飞”、还有桌上的茶盘上的剪纸，在江主任的精心设计、布置后，让简朴的婚房洋溢着新婚喜庆欢乐的气氛。
那时，在学校也不时兴“闹洞房”，大家轮流挤进那小小的房间里，喝茶、吃糖、聊聊天、表示贺喜之意，都是朝夕相处三四年的老同事了，谈天说地、无所顾忌。热闹之后，就剩下我们两人享受新婚仪式之乐。
三天之后，我们俩回家拜见我的父母亲。
我的父亲1968年，为了让从小体弱多病的大弟弟留城工作，乘工矿企业退休职工子女可以顶替进厂的政策，提前办理了退休，不久接到街道办事处的通知，退休职工必须下放农村。
当时鄂州市华容区严家大湾生产大队正准备搞花木生产副业。他们打听到“李家花园”的李师傅已经退休在家，大队领导在熟人引荐下，登门拜访，三顾茅庐。于是，我的父亲就去严家大湾，当他们花木生产的技术顾问。他们把我的父母亲接到乡里，生活安排的非常好，父亲也全心全意带徒弟，悉心指导，该队的花木生产蒸蒸日上，父母亲的生活也有专人照顾了。
国庆节放假期间，我们回严家大湾看望父母，两个弟弟都在家，一家人相聚，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做了一大桌菜款待上门的儿媳妇。我们俩举杯敬祝老人身体健康！两个弟弟祝我们新婚快乐！
爸爸妈妈为我们结婚没有婚房、没有必须的家具表示歉意，我们俩对两老表示，没有关系，慢慢来，我们还年轻，以后都会有的。妈妈说，我和你爸爸跟生产队的队长说了，想请他们帮忙买点木料，就在这里帮你们做家具，到时候，你们自己决定要什么样式，回来对木匠师傅说吧。
春节期间，我们回家过年的时候，木料已经备好，也与木匠师傅见面了。考虑到我们现在的住房实在太小，决定做一副双人床床架，一张圆桌，一个大衣柜。
两个月后，生产队派专人专车把家具送到“水中”我家来了。这几件家具摆在房间，就像一个真正的温暖之家了。然而，这个家毕竟是在学校的教学楼里，打开房门，对面就是学生的教室。为保证学生的安全，不能在走廊放置任何物品。好在刚结婚，两个人平时就在食堂吃饭。节假日和寒暑假才开伙做饭。最享受的是在寒暑假，对面的教室就是自家的厨房和饭厅。
静仪第一次到我家来，妈妈给她做了一盘香椿炒鸡蛋，香椿嫩芽是我和她一起去屋后香椿树上采摘的，鸡蛋是家里母鸡刚下的。在厨房柴火灶上炒出来的那个香味啊，让她至今难忘！更难忘结婚后第一次回严家大湾，妈妈于晚饭后，利用柴火灶里的余温用瓦罐炖的鸡汤！
我们始于颜值的一见钟情，相依相伴到如今，金婚已过，相期钻石婚依然如初见。
李培永专列
武汉记忆